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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安门是皇宫名副其实的后门,在日本投降那一

我从小在地安门长大,对地安门留有很深的印象。如今,我是年近80岁的老人了,地安门也已经消失60多年,但我眼前总会浮现出地安门的模样。

杨庆生

地安门大街 资料图 摄:张风

1954年,我还在上学。当时住校,每逢周六才能回家。有时功课忙了,就两三个礼拜才能回一趟家。有一天,我从学校回家到地安门,下了公共汽车,我以为自己下错了车站。这是地安门吗?怎么看不到那亲切、熟悉而又高大的地安门了呢?看了看周围,油漆作胡同、慈惠殿一点模样也没变,可却看不到地安门的踪影。

路边树底下坐着一位老大爷,喃喃自语说:“拆了,看不见了,后门楼子拆了……”听了大爷的话,我又细细地打量了一下周围,失去了地安门的街道,让我一下子认不出来了。

我打小是在地安门城根底下长大,不知道在地安门的门洞下走过多少趟。记得原来地安门外(北面)比地安门内要高出一大截子,从北往南穿过地安门门洞再向南,就是一个大斜坡。可眼下地安门没了,斜坡也跟着没了,看不出一点模样来。

走进我住的西楼巷胡同,天已经渐渐黑下来了。我想到我们院的刘大爷,一个瘦高个儿的长者。他总是戴一幅很宽的黑边眼镜,耳音不太好,平时很少说话。他家祖上在清朝做过官,在他家的堂屋内,还摆放着供奉祖先的祭桌。

那天也是下着小雨,我和刘大爷躲在胡同口的棚子下避雨。由于胡同内的地面比外面高,一股水流往街上流着。刘大爷看着外面的小雨,突然对我说:“那年,闹洋鬼子,这胡同口的内外,地面上都是死人,大都是穿官衣的清兵,守卫后门(地安门)楼子的。吓得我们也不敢在家待着了,一家子都躲到德胜门外的亲戚家。从胡同出来都得挑着道,迈着死人身上走。”说到这儿,他又看了一下脚底下,就再也不说话了。

回到家,我也沉浸在回忆和遐想之中。当年,父亲在地安门摆摊赚钱,我打小就端茶送水,出西楼巷胡同东口,地安门城楼子就在眼前。虽然地安门不像是正阳门、天安门那样,威严耸立。但它毕竟竟是皇城的北大门。往那儿一立,就带着一股霸气。

西楼巷胡同之所以有个“楼”字,这可是沾了新近恢复修建的“燕翅楼”的光。从胡同口外向里望去,上边多了一层楼。要想走进胡同,还要穿过两丈多长的过道。因胡同在地安门的西边,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西楼巷了。

当年,老百姓大都管地安门称为“后门”,因为它是皇宫名副其实的后门,连带着地安门北边叫后门外,再住北的桥叫后门桥。

打小长在地安门的门楼子底下,出来进去地,千万次穿过地安门的门洞;天热时,地安门的门洞下呼呼地过堂风,地安门支柱下的基石不高不矮的正好是天然的座席,门楼子下面坐满了乘凉的人群;自行车、汽车经过门洞,车的铃声在门楼下响起时,会引起回声,声音变得响亮又悦耳。

夏天时,很多人靠着地安门柱子,昏昏睡去。遇到大雨天,门洞子下面站满了避雨的人,听着雨水打在地安门屋顶上,发出来像千军万马经过的声音。到了傍晚,夕阳把它最后的光芒投向了地安门的顶角,地安门顶的琉璃瓦闪着金光,在地安门的门楼周围有千百只沙燕在低空掠过,无数只蜻蜓一团一团地忙着捕食,它们飞得极慢,以致人们在路边等蜻蜓飞过时,用手就可以抓到它们。那时,地安门的周围没有什么高层建筑,站在地安门西侧的基石上,可以一直目送落日西沉。

日本投降的那一年,是地安门最露脸的时候,人们清除了地安门顶上的积土和杂草,黄琉璃瓦的顶子金碧辉煌。地安门南边的窗子上还贴着鲜艳夺目的彩灯。有一天,有几辆载着日本兵的卡车自东向西经过地安门时,他们向地安门行礼。当时,地安门前的中国人,看着日本兵落魄的模样,感到一种畅快。

地安门拆除之后,我照旧去上学,走在地安门大街的林荫树下,又遇见了那位老大爷。他冲我笑了笑说:“怎么样,爷们儿,认头了吧,拆了就拆了。其实说句心里话,那地安门已经长在咱们心里了,这是谁也拆不了的。”我朝大爷点点头,快步走在上学的路上。

(原标题:地安门琐忆)

来源:北京晚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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